冬日的北京阳光和煦、空气清冽。在人民网会客室，我们见到了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她此次来京，是为参加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作为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樊锦诗获得了由党中央、国务院授予的改革先锋称号。华发如雪、身材清瘦的樊锦诗已经年至八十，但只要说起敦煌，我们仍能感受到她扎根大漠逾五十年从未褪色的热忱与活力。
在敦煌研究院，有一座名为“青春”的雕像伫立其中——一位短发少女拿着草帽，身体微微前倾，迈出去的步伐彰显着年轻人独有的意气风发。而“青春”的原型，便是如今已满头银丝的樊锦诗。敦，大也；煌，盛也。自1963年从大学毕业后，樊锦诗扎根风沙之中的敦煌，五十年如一日地默默守护着这座举世闻名的文化遗产。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记者专访樊锦诗，聆听“敦煌女儿”半个世纪以来的执着与真诚。
“对敦煌的了解越深，就对它越发热爱”
记者：1962年，还在读大学的您前往敦煌实习，由此与敦煌结缘，并最终将自己的一生与敦煌联系在了一起。敦煌给您留下了怎样的第一印象？
樊锦诗：大学的课程里面有石窟相关的内容，我对敦煌的理解仅仅是纸上谈兵，因此急切地希望能亲自去领略敦煌的美景。作为一名学生，没有社会经验，想当然地认为敦煌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敦煌的石窟这么美，研究人员也应该风度翩翩、房子也应该窗明几净。
到实地之后，我和同学都被瑰丽的洞窟艺术深深地震撼了，从一个洞窟到另一个洞窟，里面的壁画、彩塑等艺术品琳琅满目。我们虽然去过相关的博物馆，但像这样的石窟艺术却是第一次见，其魅力之大使我们完全忘记了外部世界，仿佛置身于童话之中。
洞窟里面极美，但研究环境却极差。离开洞窟时，没有栈道、没有楼梯，我们只能胆战心惊地走靠在一根长木头的左右两侧分别插入短木条的“蜈蚣梯”。住的房子是泥块搭建的，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而且，敦煌交通不便，信息传播的速度也极慢，收到的报纸日期都是一个礼拜甚至十天之前。因此当我们得知像常书鸿先生、段文杰先生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中已经坚守了十几年的时候，都有些难以置信。
记者：您在大学毕业后正式前往敦煌工作，并且一待就是逾半个世纪。在已经亲身体验过敦煌环境之艰苦后，为什么仍然选择了坚守敦煌？
樊锦诗：毕业后我被分配去敦煌，其实是符合我所学专业的。第一次亲身前往敦煌后，石窟艺术的博大精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在学校的学习以及当时实习的经历也让我对敦煌有了较为肤浅的初步了解。
做出这个选择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敦煌越久，越深入地接触它之后，就越发地感叹敦煌艺术真的博大无边、深不及底，仿佛有一种很强的磁力，牢牢地把人吸引住。对敦煌的了解越深，就会对它越发热爱。不光是我一个人，我的许多前辈一开始也只是想看看敦煌，谁知道这一看，就离不开它了，而且待的越久就越离不开它。
年轻时的樊锦诗和彭金章
记者：在敦煌工作了二十余年后，您的爱人彭金章先生也决定与您一同扎根敦煌，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您是怎样的心情？
樊锦诗：毕业分配的时候，我被分配去了敦煌，当时还是我未婚夫的老彭在武汉。学校当时让我先去，有新一批的毕业生之后再把我替换出来。所以我心里也没有杂念，既然国家需要，自然义不容辞。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在敦煌越待越久，对敦煌的感情也就越来越深。而且我脑海里一直有着这样的念头：我在敦煌没做什么，难道就这么走了？作为考古专业的学生，我自然非常希望能为敦煌做些贡献。
改革开放后，敦煌研究所的工作逐步走向正轨，此时我和我的先生都已经有了自己的事业，一边是工作，一边是家庭，这让我非常纠结。1986年，在我和我先生结婚的第19个年头，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我先生了解我，知道我对敦煌的感情，最后他决定随我扎根敦煌。这意味着他要舍弃自己在武汉的事业，我心里也不好受，只希望他在敦煌也能有所建树。到了敦煌之后，他确实做出了一番成绩，这让我也觉得安心。
“改革开放带来了敦煌学研究的春天”
记者：1978年，改革开放的时代春风也逐渐吹到了敦煌。您认为改革开放给敦煌莫高窟带来了哪些影响？
樊锦诗：敦煌莫高窟从开窟至今已经1652年了。在16世纪中叶，随着陆上丝绸之路衰落，嘉峪关封关，莫高窟因长期无人管理而被荒废遗弃，任人偷盗破坏，神圣的艺术殿堂几成废墟。直到1944年“国立敦煌研究所”成立之后，才重新得到保护和管理。以常书鸿先生为代表的一批仁人志士身赴大漠戈壁，初创基业。经过几代莫高窟人的坚守、探索、奋斗、前进，薪火相传之下，敦煌莫高窟有了崭新的面貌。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来到莫高窟视察，主动向我们询问有什么困难，并指示有关部门将其解决。改革开放初期的敦煌文物研究所规模虽小，任务却重。在党和国家的关心之下，甘肃省委省政府决定扩建扩编、汇聚人才、改善条件。随着工作环境越来越好、加之1987年莫高窟申遗成功，敦煌文物的保护、敦煌文化的研究可以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直到今天都一直在往上走，越来越兴旺发达。
敦煌莫高窟一五四窟内景
记者：您曾说，中国敦煌学的真正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您认为改革开放给中国敦煌学的发展起到了怎样的推动作用？
樊锦诗：敦煌学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人文学科，石窟的壁画、藏经洞里的文献都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不但会涉及艺术知识，还会涉及历史、民族以及宗教等多个学科。在改革开放之前，敦煌学的研究也在进行，但更多地是壁画的临摹。壁画临摹的黄金时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段时间，很多大幅的壁画都被临摹了出来，其成果既可以当成是资料，也可以在国内外展出。
如果说到真正的研究工作，那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科研的氛围变好了，大家科研的热情日益高涨，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敦煌学研究的春天。在改革开放期间，我们也积极展开对外交流，我国与日本合著的《中国石窟》名噪一时；而在破译一些文献中非汉文的文字时，国外的专家也会更有优势。
但总的来说，目前中国是敦煌学的研究机构最多、研究人员最多、研究成果最丰硕的国家。国外的敦煌学研究也曾显赫一时，但现在已有些走下坡路的迹象。而中国在敦煌学研究上仍保持着发展的趋势，并且培养了很多年轻人。
1998年，樊锦诗（左四）与外国学者探讨壁画保护方案
记者：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您逐渐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敦煌事业的管理之中。1998年，您成为了敦煌研究院的院长，当时有着怎样的感受？
樊锦诗：敦煌莫高窟符合世界文化遗产评定的全部六条标准，这在世界范围内非常少见。其艺术之博大精深也让它在世界遗产中独树一帜。因此，当上敦煌研究院院长后，我深知自己肩上担子的重量。管理并不是不需要学问，反而需要了解更广阔的学科，面面俱到。而且没有管理作保障，保护、研究、弘扬都做不好。我从副所长一直到院长，前后将近四十年，是改革开放给了我这个机遇。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国家的好政策、没有前辈的栽培和帮助、没有职工的支持，我一个人即使有天大的本事也无能为力。
记者：在您担任院长期间，敦煌事业的发展取得了哪些显著的成果？
樊锦诗：几十年来，在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取得了不小的进步。首先，我们在法律法规层面对保护工作进行规范。我们在国家已有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吸收世界文化遗产的理念，并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推动了《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和《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的颁布实施，对莫高窟价值及其本体和环境的保护、保存、利用、管理和研究进行了系统、全面、科学的评估，制定了总体规划的目标、原则和实施细则。
其次，我们建立起了壁画保护的科学技术体系。壁画的保护要从最基础的地方开始研究——壁画的泥巴的成分、草的种类、颜料的元素等等，在将基础问题搞清楚后，再分析形成病害的原因机理，最后才能根据不同的病害情况，采用相应修复技术和工艺。敦煌莫高窟至今已经超过1600年了，将洞窟的保护工作做好是我们的唯一选择。
（来源：人民网-文化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