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17日，北宋著名史学家与政治家司马光1000年诞辰，我们来了解司马光其人、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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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他出生于官宦之家，据说是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的后裔。父亲司马池以进士起家，官至三司副使、天章阁待制。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司马池做光州光山（今河南光山）知县时，夫人蒲氏生下第二个儿子，所以把这个儿子取名为司马光。
司马光（）图源：百度百科
司马光自幼受到家庭的严格教育，养成勤奋好学的习惯。朱嘉《三朝名臣言行录》引录他的话说：“书不可不成诵，或在马上，或在中夜不寝，时咏其文，思其义，所得多矣。”
学问增进后，文章也写得古朴淳厚，有西汉的风格。二十岁时，便考中了进士。不久，父母先后亡故，他服丧数年。除服后，入京为官。仁宗末年，官至天章阁待制兼侍讲。英宗（1064—1067年在位）时，进位龙图阁直学士。神宗（1068—1085年在位）即位后，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御史中丞。在王安石推行变法时，司马光极力反对。神宗没有接受司马光的意见，司马光政治上一时失意，便退居洛阳，六任冗官，达十五年之久。在哲宗以冲龄登位后，太皇太后高氏听政。高氏不满新法，立即起用司马光为门下侍郎，不久又任尚书左仆射。司马光大行其道，废除新法，竟然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中，成为际会风云左右时局的人物。去世后，太皇太后与皇帝亲临其丧，追赠他为太师温国公，所以后人又称司马光为司马温公。
然而，真正使司马光名垂千古的，不在于他的政治活动，而是他的学术事业。不过他的政治经历，对他学术视野的拓展和境界的提升，是不无益处的。
岳麓书社《资治通鉴》（图文注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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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计划修纂一部编年体史书，是在仁宗嘉祐（1056—1063）年间。有感于《春秋》之后一千多年的历史记述，从《史记》到《五代史》的纪传体史书，长达一千五百多卷，读书人历年莫能竟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意，他决心要编写一部简明通史，来解决这个问题。他首先编了一部上起战国、下至五代的大事年表，扼要记载历代治乱兴衰之迹，名为《历年图》。
后来，又完成了反映周秦两代的八卷本《通志》。《通志》的上限，不始于上古，而始于战国，其用意在于上接《春秋左氏传》。《左传》叙事至智伯之事止，《通志》托始于魏、赵、韩初命为诸侯一事，而文中却追溯到智伯灭亡，正好与《左传》衔接。《通志》进奏英宗后，引起重视。英宗下令司马光“编修历代君臣事迹”，续成八卷以下的未竟之篇。鉴于这项工作的艰巨性，英宗同意司马光设立书局，自行选择协修人员。神宗即位后，司马光进读《通志》，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并且写了一篇序文，鼓励司马光继续编成此书。
书局设立后，最主要的协修人员是刘攽（1023—1089）、刘恕（1032—1078）和范祖禹（1041—1098）。这三人的史学造诣都很高，各自负责一个时段的资料收集。他们遍阅旧史，并旁采诸家传记，所见杂史诸书达三百多种，在加以考辨后整理为资料长编，给司马光的主编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司马光之子司马康曾对好友晁说之说过：“《资治通鉴》之成书，盖得人焉。《史记》、前后《汉》则刘贡甫（攽），自三国历七朝而隋则刘道原（恕），唐迄五代则范纯甫（祖禹）。此三公者，天下之豪英也。”
资料汇集后，剪裁的工夫仍然很艰巨。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自己“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抉適幽隐，校计豪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是一点也无夸张的。《通鉴》以“资治”为目的，必须围绕这个重心选材。加之长编的编纂原则是“宁失于繁，毋失于略”，删订时要削去不少记事，相当费心，像唐史资料六七百卷，司马光至少花了三四年时间，才定稿为八十一卷。更费心力的是，资料长编原本来自于几百种书籍，文笔各有不同，要依照统一的体例、风格加以编排，这比重新写作更难得多。人们常说,《通鉴》写得好。事实上，主要不是“写”得好，是“编”得好。将来源于不同书籍中的资料汇集在一起,稍加润色，起承转合，使其浑然一体，如出一手，这是真正的大本事。金毓黼先生《中国史学史》曾取《通鉴》与荀悦《汉纪》相比较，说：
“凡前汉十二帝之纪事，虽不出荀悦所纪之范围，而与《汉纪》之面目则大异，盖取《史》《汉》之文，徐徐自出手眼，冶于一炉，创为新作。试取其书观之，无一语不出于《史》《汉》，而无一处全袭《史》《汉》。非特前汉为然，全书无不如是，所谓剥肤存液，取精用宏，神明变化，不可方物者，非《通鉴》一书不足以当之，此所以为冠绝古今之作也。”
《通鉴》也有“写”得好的地方，那就是他的史论。对各种人物和事件，司马光有所感触，便以“臣光曰”起头而发表评论，长者千余言，短者数十字，无不苦心孤诣，戛戛独造，这些地方最足以显示他的历史观、社会观和史学思想。全书中，司马光的史论有一百一十八篇。另外他还选录前人议论九十七篇，基本上是他所认同的。虽然其间也有今日看来失当甚至陈腐平庸的见解，但却绝无凿空立论、无病呻吟之弊，是读者可以特别留意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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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十九年的努力，《通鉴》修纂完毕。全书二百九十四卷，始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终于后周显德六年（959） ，按照周、秦汉、魏直至后周的次序，记载十六代、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全书体大思精，网罗繁富，虽笔削甚严，仍达三百万言。一千多年中有关国家盛衰、生民休戚，尤其是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大事，尽载入书中。宋代以来学者一致公认，这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伟、成就空前的编年体通史。
《通鉴》的修成，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个创举。本来，编年体是最早的史书体裁，但自从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史书取得“正史”地位后，编年体渐趋式微。《通鉴》一出，编年体出现复兴势头。诚如浦起龙《史通通释》所言：编年体得《通鉴》之助，“而后史家二体到今两行，坠绪复续，厥功伟哉！”
《通鉴》的修成，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一代代的学者因此更加注重史学的借鉴作用，希望从历史上吸取经验教训，获得智慧，为社会的长治久安出谋划策，为个人的立身处世确立去就原则，因而潜心研习。
宋代学者中，洪迈曾经手抄《通鉴》三遍，张仲隆以“通鉴”名其书斋，王应麟为《通鉴》撰《答问》，称“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倪思则在其《经鉏堂杂志》卷二中，把《通鉴》和群经之首的《周易》相提并论，说：“《易》以明天地万物之理，《通鉴》纪治乱兴亡之迹。推其理而知其盈虚，考其迹而究其得失，是其学也有用，其于用也，斯为有益。予昔之学贪多务得，余今之学捐华摘实。手此二书，朝夕䌷绎，迨其久也，怡然理会，涣然冰释，寂然不动，退藏于密。”
他们对《通鉴》的尊崇，已近乎神化了。元初，胡三省为《通鉴》作注，极力称赞《资治通鉴》。后来，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得更为直截了当：“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凭着这样的共识，经过无数学者的努力，《通鉴》的研究已经形成为一门《通鉴》学。
《通鉴》详于政治和军事，历代政治家、军事家对《通鉴》的痴迷程度，绝对不低于学者。宋神宗在所撰序中称赞过《通鉴》，后世政治、军事史上的人物，如近代史上的曾国藩、现代史上的毛泽东，他们毕生钻研《资治通鉴》，鉴前世之兴衰，考当时之得失，其认识之深刻,一般学者也难以望其项背。
曾国藩认为，六经以外另有七书，能通其一即为成学，《通鉴》即为七书之一。他在《与罗少村书》中说：“窃以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如因三家分晋而论名分，因曹魏移祚而论风俗，因蜀汉而论正闰，因樊英而论名实，皆能穷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又好详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实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
总之，在政治军事人物眼中，《通鉴》是史书，更是一部政治军事的教科书。他们从《通鉴》中吸取政治智慧、军事谋略，所发生的效用是纸上谈兵的人所不可比拟的。“历史”通过他们之手，和现实发生关联，可谓《通鉴》“资治”之极致！
(来源：岳麓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