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大宴，是宋代官方宴饮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宋制，尝以春秋之季仲及圣节、郊祀、籍田礼毕，巡幸还京，凡国有大庆皆大宴。”国朝大宴即由春秋大宴、圣节大宴和饮福大宴三个宴会组成。国家大宴是宋朝规模恢宏、陈设华美、礼仪繁杂、人员众多的政治色彩明显的大型宴饮活动，君主和中高层官员同时预宴，外国使臣也随之同预，为朝野内外所瞩目。
一、宋代春秋大宴举办的时间
春秋大宴，顾名思义，是春秋之季举行的国家大型宴饮活动。
关于春秋大宴举行的具体月份，史书载其为“春秋之季仲”，即农历的二月与八月。实际上据现存史料的诸多记载，春秋大宴在具体举行的日期上，非局限于史书所规定的农历二月和八月，农历三月和九月也时有举行。故而，春秋大宴的含义因时间上的变化需要一个全新的界定。
春秋大宴，应是宋朝每春秋季节（农历二月或三月、八月或九月），皇帝赐宴臣僚、外使可并预的以君臣宴乐为主的大型官方宴饮活动。
宋代春秋大宴，由春宴与秋宴两部分组成，秋宴在宋朝首次举行的时间略早于春宴。唐代即已出现“秋宴”一词，诗人白居易曾在《苦热喜凉》中提及秋宴一事：
经时苦炎暑，心体但烦倦。白日一何长，清秋不可见。岁功成者去，天数极则变。潜知寒燠间，迁次如乘传。火云忽朝敛，金凤俄夕扇。枕簟遂清凉，筋骸稍轻健。因思望月侣，好卜迎秋宴。经夜无客来，引杯还自劝。
诗人以秋凉身寒、望月思友，感叹身单寂寥、无知己好友共话秋宴，只能引杯自酌、凉无限。由此而见，在唐朝人的世界里，“秋宴”概指个人在秋季置办的小型宴饮活动，或作家宴，或宴请宾朋，仍属私宴范畴，与官方宴饮活动的概念截然不同。
二、宋代春秋大宴制度的发展
秋宴作为古代社会官方宴饮内容而存在，始于宋王朝时期。建隆元年（960 年）八月，宋太祖大宴广德殿，“太祖朝，长春节二月，故止设秋宴。此盖其始也。”
宋太祖设秋宴，首宋代秋宴发展历史的序幕，此后秋宴便一发不可收拾，频频现于宋太祖朝：“开宝三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并设秋宴于大明殿。”备受宋太祖亲睐的秋宴，以披荆斩棘之势迅速登上天水一朝的历史舞台，为世人所瞩目。
与秋宴的轰轰烈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春宴的相对沉寂。这是由于宋太祖长春节（二月十六日）寿宴与春宴的举行时间相撞，圣节大宴的重要性远胜于春秋宴，只能选择将春宴搁置不行。故宋太祖在位时期，是秋宴独放光彩的时代。
春宴，与秋宴一样，在宋代以前同样以私宴的性质而存在。赵匡胤建宋代周后，春宴即以春季筹办的国家大型宴饮活动迈入宋代官方宴饮制度行列，以“国宴”的规格与昔日民间“春宴”身份相区别。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 年）九月，“大宴大明殿，春宴自兹始也。”
春宴的产生应当庆幸赵匡义与其兄赵匡胤生日的季节差别，导致其不再因客观原因而遭搁浅，以完整的姿态展现于世人面前，从而打破了宋太祖一朝寂寥沉默状态。
太平兴国后，宋朝“止设春宴”，历史的巧合再次出现，春宴刚刚崭露头角，秋宴即遭搁浅，无法继续自身的辉煌。且秋宴暂免的因由与春宴完全类同，乾明节寿宴因宋太宗的诞日（十月七日）在十月份举行，与秋宴碰期。故宋太宗朝，只设春宴，不置秋宴。
宋太祖、宋太宗两朝因圣节大宴与春秋大宴相冲突的缘故，春宴与秋宴在建国初期未曾同时登上历史舞台，这一宴饮缺憾在宋真宗时期得以弥补。
咸平三年（1000年）九月，“大宴含光殿。真宗朝，圣节外始设春秋二宴，自此为定制。”
三、春秋大宴的衰败
春秋大宴顺利度过储备期，成功转入发展期，以完整的姿态与圣节大宴并行而立。
春秋大宴正式成为宋代官方宴饮制度的独立组成部分后，蓬勃发展、势态傲然，历经宋真宗、宋仁宗、宋神宗、宋哲宗四朝的不断发展、充实，于宋徽宗朝时渐趋完善。但盛极而衰的历史定律再次发挥效用，随之北宋末年国势衰微、战乱频繁，依附于治世而生存的春秋大宴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
历经重重劫难建立起来的南宋王朝，偏安一隅、挣扎生存。政治上的窘境、军事上的退败、经济上的拮据，加之外交上的妥协，使飘摇动荡的偏安政权再无心力置办春秋大宴那般规模宏大、华丽壮硕的大型宴饮活动。史载：“大宴、曲宴之设，自建炎迄今，虽未尝举行，然有宴殿不用文绣之诏与閤门所修仪注，既不指其为某事宴，则亦不可不附于杂录以见焉。”
虽对南宋大宴、曲宴的论述虽不确切，如圣节大宴在南宋依然存在，曲宴也以其丰富的内容、多样的形式依附于南宋王朝，但该史书的如此论断也透出后世对南宋所设宴会的轻视态度，早已非昔日繁华盛宴。
其中史书所疑惑“宴殿不用文绣之诏与閤门所修仪注”之事，盖指宋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 年）的两则诏令：“三月三日，诏宴殿陈设止用绯黄二色，不用文绣，令有司遵守，更不制造。五月，閤门修立集英殿大宴仪注。”
既然对国宴场所集英殿的装饰与仪注加以规定，则表明国家大宴仍于集英殿举办。宋孝宗乾道八年（1173 年），史书有载：“自是惟正旦、生辰、郊祀及金使见辞各有宴，然大宴视东京时亦简矣。”则表明南宋所举办的大宴已早非北宋时期的宴会，而春秋大宴已不在南宋所谓的“大宴”行列，《宋史》的这则史料直接证实春秋大宴在南宋时已不复存在。
庆元年间赵师葺奏请所行的春宴于寒食节前开始举办，宴会地点在西湖行舟之上，受空间的局限，宴会逐日分批次的宴请臣僚。
西湖舟船上的“春宴”，与北宋时期“春秋大宴”的宴请方式、地点、规格等诸方面迥然不同，似曲宴规格，而非国家大宴。更为重要的是，史料中明确指出该宴是承“唐曲江之遗意”，虽是仿效李唐王朝那样曲江游船宴请朝臣以宴，却仍沿用北宋春宴之名，不知是否还饱含着南宋士人对北宋故国盛宴的一份追忆之情。
但即使是如此小规模的宴乐活动也仅是昙花一现、流星一闪，存在不过十年便因战乱与扰及百姓而戛然而止。南宋衰弱的国势和饱受边境困扰的历史环境，早已没有多余的精力和能力举办锦上添花般的规模恢弘、壮观华丽的大型宴会，其衰败之势自是不言而喻。
总而括之，春秋大宴是赵宋王朝典制规定的春秋季节君赐臣预的大型宴饮活动。秋宴名目确立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 年），春宴名目确立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春秋大宴于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成为完整的官方宴饮制度，历经宋仁宗、宋神宗、宋哲宗三朝的发展，至宋徽宗时期走向辉煌，北宋末年走向衰落，最终消逝于人类历史长河中。
(来源：野谈历史)